2023年7月，姚璐登顶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她在豆瓣中写道，“我确实亲眼目睹了一种可能性——

  姚璐的经历似乎印证了山脉之上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大山面前，没有性别”。

  似乎在惯常的认知里，“登山”是一个带有阳性色彩的词汇，它被赋予“冒险”、“征服”、“勇敢”等刚性美学，尤其是3500米之上的高海拔登山，在历史早期一直是被男性主宰的领域。

  但中国户外运动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预测报告（2023~2029年）显示，新趋势下的户外休闲运动中，女性户外运动参与者占比已达到66%，开始尝试高海拔登山的女性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我们好奇，这些女性登山者们如何打破固有的性别期待，一步步攀登“男性的领域”？当山脉远离了社会符号和性别期待，身处其中的女性是否会重新审视加诸其身的性别意义，看到作为“人”的原貌？

  第一次见到姚璐时，她裹着大红羽绒服，里面是一套带着绒毛的灰色睡衣。及腰的长发在上海零下2度的冷风中飞舞，她缩着肩，把手插在衣兜里，嘟囔着“线个月前，眼前这个女性经过7天的拉练与攀登，在最冷气温可达-40度的环境里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在海拔4400米的半脊峰营地，比起同队人70%、80%的血氧饱和度，她的血氧高达91%。在遍布冰川的雀儿山，徒步了7个小时的队员累得不想动弹不想说话，她兴奋地掏出相机，想采访每个人的登山感受。

  在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11名队员裹上统一的连体羽绒服，用护目镜和口罩遮挡面部，在雪山上投下一排不知是男是女的身影。清晨8时5分，经过五六个小时的跋涉，姚璐与同队的3女2男成为到达山顶的第一批队员。

  像姚璐一样表现卓越的女性不在少数。慕士塔格峰同队的旭钗全程没再次出现高反状况，一直走在队伍的第一个，在体能开始下降的40岁，她依然坚持每天两个小时的健身。雀儿山同队的夏婷已两度攀登珠穆朗玛峰，并于2022年成功登顶，现在44岁的她开始了前往非洲乞力马扎罗山的旅途。

  如果时间倒退回19世纪，她们会是一群特立独行的女性。那时的登山活动是一场展现男子气概和帝国权力的运动，它的发展几乎与帝国扩张的历史同步，于是登山运动被人为地冠以“冒险精神“、“英雄主义”等带有男性色彩的名词。而“安分守己”“贤良淑德”的女性似乎天然与这项运动的本质背道而驰，她们需要活在“合乎时宜”的性别规范里。

  1914年左右，女性登山者的出现开始冲击登山的阳性价值。她们脱去裙装和紧绷的胸衣，穿上被视为“女性堕落”的长裤、毛衣和夹克，进入阿尔卑斯山。不过那时的女性大多还依附在男性队伍中。

  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女远征军出现，1975年田部井淳子成为首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1986年三位欧洲女性登上致死率高于珠峰的K2，女性才逐渐以独立的面貌崭露头角。

  而中国的民间攀登到20世纪90年代才兴起。那时，登山队的男性领队安根刚刚接触这样的领域，队里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但从业15年，他明显感觉到女性登山者的增多，如今登山队和登顶的男女比例已经趋于持平。

  女性登山者的加入让安根看到了登山运动的另一面。登山运动发展至今，男女的性别差异似乎正逐渐消弭。女队员们不断破除登山界的阳性认同，并不时展露出超越阴性姿态的可能。

  但当我们说出“大山面前，没有性别”时，女性为消弭性别差异做出的“适应”或“反抗”是否被言语消解？那些生理构造的不同、山下的性别期待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在雪山之巅存在？

  2014年，全国难度系数排名第二的暴虐线路——乌孙古道，以近百条冰河闻名。高山上的冰雪融化流至山脚，冰冷刺骨。身高1米63的姚璐淌进冰河，身体几秒便没了知觉，最高的水位淹到了大腿根部。河底的石头圆润细滑，前方的队员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姚璐被迫多停留了五六秒，瞬间感觉冰感渗入骨髓，从脚尖直冲脑门。

  类似的窘境在三年后的外高加索山脉上演。徒步的第二天，一条冰河横亘在碎石间，和乌孙古道一样的冰冷，但水流在大雨过后变得更湍急。没带溯溪鞋，没带安全绳，巡视一圈，姚璐没发现任何一处安全可靠的过河点。

  进退两难之际，河边出现了一对俄罗斯情侣。摸索了一遍河的上游，俄罗斯男性穿上溯溪鞋，拄着登山杖，径直踏入冰冷的河水。寒气透骨的水温、汹涌的激流、脚底不可见的光滑石头，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他顺利到达了对岸，卸下登山包后又原路返回，弯腰背上女友，再次穿过冰河。看着他们抵达对岸，姚璐有些手足无措，湍急的冰河旁又只剩自己一人。出乎意料的是，那名男性再次涉河返回，弯下腰，像背人形登山包一样将姚璐送到了对岸。

  感激之余，男女对寒冷的耐受力差异像一道鸿沟摆在28岁的姚璐面前，“他怎么能这么抗寒？”当时的她心存疑虑，却没想太多，以为仅仅是民族差异。

  深夜，温暖的帐篷亮着微弱的光。碍于男性的在场，她决定到帐篷外寻找一处隐蔽的角落。

  一层层穿上保暖衣物，套上厚厚的羽绒服，搁置在帐篷外的登山鞋被冻得邦邦硬，她费力地把脚塞进去，走进茫茫的雪地。

  头灯打下的灯光照亮身下一小片白雪，脚踩上去，发出吱呀吱呀的。旭钗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行，静谧的积雪之下可能是一道道冰裂缝，一脚踩进去深陷到大腿根，足以引起一场恐慌。

  而姚璐第一次在户外遭遇生理期的经历更为艰难。在进入乌孙古道的前两小时，她感受到身体的一股血流涌出，“月经来了”。

  她惴惴不安地扒饭，“来月经期间不运动”是她恪守了26年的信条。而接下来的7天，变化无常的月经将伴随她爬达坂、走龙脊、淌大河……重装无补给，直至走完这条120多公里的徒步路线。

  第一天，在6个小时不停歇的徒步中，她走在队伍的最后，身体发虚，有气无力。第二天的意外更让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堰塞湖淹没了原本的线路，一行人被迫攀爬没有小径的荒山，密密的荆棘丛在手上刮出一道道血痕。

  在没有尽头的迷茫中，骄阳炙烤大地，姚璐和队员消耗着本就不多的水源，直至把白菜和黄瓜也吃光了。他们在极度口渴的状态下又攀爬了6个小时，几近崩溃。

  “这是一个很坑爹的过程。”她着重介绍了“起包”，也就是把包背起的过程。通常要队友搀扶，才能较轻松地背起40斤的重装背包。但孤身一人时，她只能蹲坐在地上，穿好背包肩带，再借助手撑地的力量让自己站起来。

  但多数的情况是，小路本身就有坡度，姚璐一个没撑住，“啪”的往后倒。像是肚皮朝上，翻不过身的甲壳虫。

  等十多分钟后再出来，弯弯绕绕的森林里早已看不见队员的身影。一天重复四五次，姚璐被远远地甩在后头。

  队伍里还有个女孩，每天健步如飞地走在最前头，一天下来基本看不到她的身影，只是偶尔能从山腰望到她在山顶笑着挥手。领队专门告诫她：“别走这么快，万一你有危险我们都不知道，你可以到那边的山头稍微等等。”

  “我确实亲眼目睹了一种可能性——原来女性在月经期的体能可以吊打所有队员，甚至连领队都追不上。”他们把那个女孩称为“姨妈超人”。

  原本把徒步的糟糕状态归结于月经的姚璐，从那以后开始抛下被灌输的观念，刻意在月经期间运动。每天跑步5~10公里，游泳2千米，并不断加量到平时的正常状态。为客服怕冷的状态，即使在零下十几度的北方冬季，她也坚持用冷水洗漱，在不热的水里游泳，在生理期喝冰水吃冰棍。

  姚璐发现，“月经期间不能吃冰，不能运动”并非所有女性都应遵守的规则。2021年，澎湃新闻就发文指出，适当强度的运动能够缓解经期不适、降低痛经程度。而导致痛经的重要的因素是体内前列腺素浓度高，目前并没有科学研究表明吃冰冷的食物会让女性体内的前列腺素水平增高，也没有证据显示冰凉的食物进入消化道后会刺激子宫的肌肉和血管。诸般情况是因人而异的。

  “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咱们不可以做，只是被规训了。就像父权社会青睐的‘白幼瘦’，让很多女性完全不进行体育训练，管发热的肌肉和管保温的脂肪都很少，本就怕冷的身体可能会更加怕冷。而合适的训练是打破这种人为的规训，把身体本身的能力发挥出来。”

  2019年，在雀儿山的攀登中，姚璐将别的队员远远甩下，站在山顶上微笑挥手。

  姚璐曾描述过她在慕士塔格峰看到的一个景象：一排男队员的正在雪地上排泄，而距离他们几步之遥便是专门用于上厕所的隐蔽雪坑。姚璐感到震惊，“他们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更早之前她便注意到，男性对身体更为开放随性的态度。登山前，一名男队员在大本营讲解如何穿着连体羽绒服无痕拉屎。在团队目光的聚焦下，他颇为搞怪地拉下羽绒服臀部的拉链，撅起套着灰色秋裤的，轻拍两下，逗得队员们哄堂大笑。接着蹲下，提着下半部分的羽绒服，抖一抖，擦一擦，拉上拉链……一次细致的无痕拉屎就完成了。

  在欢乐的现场，姚璐在笑声中塞进一个问号，“如果是一个女性在做这些动作，说这些话，她面对的是否还是这样和谐的氛围？”

  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女性登山者连如厕也要寻找更隐蔽的位置。旭钗提到，男队员的排泄是一句“姐，你转过去一下，我上个厕所”便能轻松解决的，但自己大多时候要走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才敢上厕所。

  慕士塔格冲顶那天，旭钗远远甩下其他队友，走在队伍的第一个。她转头告诉协作：“你压一下队伍，不要让他们上来，我去前面上个厕所。”这是她们时常使用的方式——努力把体能训练得超过大部分队友，在冲顶或是返回营地时更早到达，谋得独处上厕所的时间。

  有时回到营地还需要面对男女混帐的问题。安根和旭钗都提到最开始混帐的不适应，但不同的是，身为男性的安根是出于男女混住的不好意思，而旭钗则提到“可能被骚扰”的顾虑。

  无论是上厕所还是混帐，在短则七天，长则一两个月的登山中，男女身体的展露在所难免，而女性的身体羞耻感往往让她们陷入更多的体力劳动和情绪劳动。所以无数女性登山者会像旭钗一样，多迈出几米寻觅位置，多一层担忧保护自身，“想多”也是一个“被驯化”的过程。

  还有另一种性别规训也在雪山悄然上演，但旭钗在姚璐身上看到了“摆脱”的可能。

  在攀登慕士塔格峰时，她们的月经如期而至。像往常一样，旭钗寻找隐蔽处更换，或是暗中请求某个女队友，让她帮忙遮挡。而在营地，她看到姚璐走向男协作，神态自若地说：“我来月经了，可以去帐篷里换一下卫生棉条吗？”协作愣了一下，随即指了指绿色的球形帐篷，示意她去那里。

  球形帐篷高大宽敞，在里头换卫生巾无需弯腰弓背、易于操作，也不用时刻提防周遭变化无常的环境。

  等换完出来，姚璐的手指上沾了点血，一旁的男队友关切询问：“你怎么流血了，是不是受伤了？”她愣了两秒答道，“没有，我来月经了，这是换卫生棉条的时候沾上的“。

  目睹全程的旭钗愣在原地，内心某个地方被撞击了一下，久久不能回神。她记得自己曾压低了声音告诉姚璐自己来月经了，却想不起来为何需要“压低声音”，似乎那个字眼在女性长辈的嘴里，总是以悄悄话的形式出现。

  对曾经的姚璐而言，快速地将卫生巾从包内取出塞进口袋、在超市用黑色塑料袋装卫生巾是刻进DNA里的动作。但在环境恶劣的高海拔雪山上，她发现这种羞耻感带来的不仅是多走几米的体力劳动，还有支支吾吾找借口的精神内耗。

  她在《女性登山会面临什么额外的困难？怎么样应对？》一文中写道：“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女性想要在户外运动中完全避开男性去解决生理问题不是不可能，但会平添很多麻烦，绝对没必要……

  在采访中，面对生理期、排尿、体能差异等问题，大多数女性登山者都会抛出这样一句，“其实这没什么的”。

  在不断摸索、磨合、寻求解决方案后，她们已经逐渐了适应登山的“规则”，呈现出今天这种几乎与男性登山者无异的形象。

  安根提到，尽管现在登山队中的男女比例并无太大差异，但目前的运动装备、户外培训依然以男性为出发点。比如大部分连体羽绒服没有女款尺码，滑雪服等衣物并不适合女性上厕所，出发前登山队集体呐喊的口号是“无兄弟，不登山”。

  一个“理想的登山者”的形象本质上是“理想的男性登山者”。在这样的规则中，冲向山脉的男性女性究竟是向消解性别的“中性”移动，还是一同向“男性化”的方向挪动呢？

  在乌孙古道，体重90斤的姚璐每天负重40斤，徒步到第七天肩膀生疼。她撩开衣服才发现，磨破的皮肤留下一块紫红的伤痕。而男队友背着相同斤数的大包，状态却好得多。

  意识到差距后，她开始刻意训练自己的负重能力。有时跟男性出去爬山，姚璐会提议让自己背更多东西，看着男队员背着很大的包，心里也会暗暗感叹：“他好厉害，比我背的重那么多。”

  后来姚璐才发现，负重是需要适可而止的。其重量大致不超过人体体重的三分之一，路程较长的线路不超过人体的四分之一。

  她抽离出来，重新打量走过的路，那个“怕冷”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它的原貌。《美国自然人类学杂志》刊登研究显示，女性骨架小、散热快，会比男性更怕冷。且女性皮肤里的传感器更灵敏，会更快地把“冷”的讯息传达给大脑，所以对于寒冷，女性也比男性更敏感。

  那么女性该怎么样呢？姚璐沉思半晌，给了一个开放性的回答：“无论我们怎么改造自己也成不了‘理想的男性登山者形象’，不如寻找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劣势，创造一个注入女性优势的‘理想形象’。”

  对于这样的“理想形象”，她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或许会弱化速度，强调柔韧性，弱化力量，强调耐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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